中国核电重启在即 前景迷雾重重
作者:电气中国记者 李慧姣 发布时间:2014/6/16 15:25:13
  

        在中国,关于内陆核电之争从来没有回旋的余地。熟悉核电的人们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阵营支持截然相反的两个观点:存在或废弃。

        尽管内陆核电没有在中国的“十二五”规划之列,但种种迹象表明,它有可能被列入下一个五年计划。眼下,关于中国是否应该上马这种高风险核电站正在引发业界和公众的争论。

        有业界人士认为中国有必要适时启动内陆核电。近年来,尤其是2011年日本发生福岛核电事故之后,有关核电,特别是内陆核电的争论再次兴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亦楠表示,中国的核电“大跃进”因为福岛核事故紧急刹车已随着去年国内治霾而再次成为焦点,重启内陆核电的呼声又一次增高。

2014年将迎来行业第二个高峰
        3月6日在两会分组讨论中,国家能源局副局长王禹民表示,准备将内陆核电恢复起来,目前首先启动的是沿海核电站,内陆核电站则会列入到下个五年规划。

        面临着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压力。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和消费国,煤炭占商品能源消费的76%,已成为我国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中国能源发展需要权衡几个问题,作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家,承诺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较2005年下降45%,碳减排承诺压力非常大。而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任重而道远,GDP增长对电力的需求与日俱增,能源结构调整刻不容缓,清洁能源亟待发展。 

        根据中国能源局的规划,2014年国家将新增核电装机864万千瓦,较2013年增长近三倍。中国核电上市计划得以推进。

        核电具有高能、稳定、经济、清洁等优势,是能够替代火电的基荷电源的最佳选择。基荷能源必需满足可靠、经济、充足、清洁四大特性,中国未来能源发展的选择可以用排斥法来考虑:火电在经济性与清洁性上不及核电,当煤价高于420元/吨时,发电成本就要高于核电,随着煤炭价格上扬,火电经济性与核电差距拉大。水电虽然成本低廉,但成本将趋势性上涨,且为随机能源,年内与年际间来水量的变化导致出力不可控。风电的随机性、高成本导致电量难以大规模利用;而光伏成本过高,且单位装机容量较小,很难解决集中用电需求。核电单堆即能做到百万千瓦,一个核电厂最高可达千万千瓦,能够支持周围地区经济发展大量用电需求;核电全年稳定发电8000小时,无碳排放,是发展中国家基荷电源的最佳选择。

        核电中长期规划中为2020年装机目标设定了弹性空间。2020年装机目标为商运5800万千瓦,同时约有3000万千瓦在建。由于3000万千瓦核电项目建设进度没有说明,为核电装机目标留出了较大的弹性空间,目标下限2020年商业运行5800万千瓦,目标上限是运行8800万千瓦。目前,核事故阴霾逐渐散去,行业回暖,从中国能源结构上来看,2020年5800万千瓦的装机容量下限大概率被超过。

        核电行业实质性重启,新审批和新开工项目均已放行。根据最新统计的核电在建装机容量统计表,在福岛核事故后被暂停审批的核电项目,已经于2012年底先后开工建设。2013年,田湾4号堆和阳江5、6号堆先后开工建设,相关设备订单也在下半年开始释放。同时福建漳州等核电项目相继拿到小路条,验证核电行业已实质性重启。  

        前期累积项目于2013下半年及2014年初陆续开工,其订单释放顺延,多数将于2014年释放。同时原计划于2014年开工建设的新增核电项目,也进入预备开工状态,订单开始积累。根据各项目预计开工时间统计,2014年将有6~10台机组进入开工状态,仅次于2009年11台机组开工,远超过2011~2012年接近零的开工速度,形成行业第二春。

        新增项目恢复建设。受福岛核事故影响,核电新增项目出现接近两年的断层。随着2012年底石岛湾科研堆的启动,一些较早开始前期工作的核电项目也开始推进。2013年核电新增项目进入慢热状态,田湾二期和阳江三期相继开工,短周期设备订单也在下半年开始释放,核电新增项目建设速度恢复常态。根据各个项目开展前期工作时间及预计开工时间,乐观估计2014年将有10台机组将进入开工状态。按照2020年装机规划5800万千瓦商运,3000万千瓦在建,保守估计2014年最少也将有6台机组开建。

核电能否“走出去”
        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新一届国家能源委员会首次会议。会议提出当前要开工一批重大项目,适时在东部沿海地区启动新的核电重点项目建设。核电重大项目的开工和重启,在助推中国核电“自主化”的同时,也为中国核电“走出去”奠定了基础。

        由于核电在温室气体减排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和核电安全技术的进一步提升,许多国家和地区仍把核电作为能源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国际核电市场依然广阔。这为我国核电技术出口,以及由核电大国走向核电强国提供了难得机遇。

        近年来,核电“走出去”已经成为从国家到企业层面的一个共识。中国领导人在出访中多次将核电“走出去”作为双边交往的一个重要议题,特别是李克强总理在出访时多次推介中国的核电技术。

        “政府层面的重视和推介,为核电企业进军国际市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助推器’。”业内专家解释道。实际上,正是在这两年国家领导人大力推介之下,我国核电企业在巴基斯坦、英国、罗马尼亚、阿根廷等国取得重要进展。

        中国国家能源局在2013年11月底公布《服务核电企业科学发展协调工作机制实施方案》,正式将服务核电“走出去”战略作为一个主要任务,提出要为核电自主化和“走出去”战略提供保障,并从对核电企业“走出去”给予方向性指引、加强对核电出口的组织和领导等方面,对企业以工程建设、设备制造、技术支持和国家银行贷款等多元化方式参与国际项目竞争提供支持。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更是明确提出“开工一批水电、核电项目”、“推动高铁、核电等技术装备走出国门”。

        近年来,随着中国核电企业技术实力的提高,以及国家层面的大力推动,中核集团、中广核集团、国核技国际化步伐急剧加速。相应地,中国核电企业在核电的设计、建造以及运营管理上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核电的“中国造”已经得到国外客户的认可,中国核电在国际市场开拓上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11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题为《加快推动“华龙一号”走出去,早日实现核电“强国梦”》提案,提出应加快推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出口。一位核电企业高管表示,“华龙一号”各项技术指标达到最新安全要求,首台基础造价低于竞争对手,具有比较优势和很强的市场竞争力。除中核和中广核联合开发的“华龙一号”之外,中核、国核技、中广核也都自主开发了相关产品,而清华大学等单位研制的第四代核电技术也已在小型化实验中获得成功并进入实质建设阶段。这也说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核电具备了“走出去”的技术条件。

        近日,中广核与法国电力公司在巴黎签署了关于英国新建核电项目合作协议。此外,中广核与罗马尼亚达成合作开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3、4号机组意向,而中核也参与了阿根廷核电项目的投标。中广核和国核技也先后与南非合作,计划参与建设南非新核电站,目前通过为南非提供核能技术培训项目的形式,为双方进一步的合作打下了基础,这也被看作是中国核电“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布局。

        巴基斯坦恰希玛核电站则称得上是中国核电走向世界的经典案例。其中,由中核集团总承包,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承建的恰希玛核电站(一期),自投产运营至今,安全指标和运行业绩良好,受到了巴方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好评。作为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出口商用核电站,以及我国最大的高科技成套出口项目,这个项目为中国核电出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尽管中国有着核电成功出海的经验,但由于我国核电发展起步较晚,核电“走出去”依然任重而道远。例如中国核电此前在发达国家市场少有斩获,而在百万千瓦级核电的出口领域,中国还是空白。

        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表示,自日本福岛核电事故以来,俄罗斯夺走了大量的国际核电项目的订单,而韩国和日本也先后在阿联酋和沙特的核电项目中取得突破性进展,相比之下,中国核电目前还很被动。

        实际上,在目前国际核电的厮杀中,中国核电也具有一定的优势和竞争力。

        首先,我国掌握了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技术,这为“走出去”夯实了基础。尤其令人鼓舞的是,我国由中广核和中核集团共同研发的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已完成初步设计并启动施工设计,这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电技术,其各项技术指标符合美国、欧洲三代技术标准。此外,我国在引进美国西屋公司AP1000技术基础上形成的自主化工程在技术上已定型并得到国家认可,部件国产化率已经达到80%,标志着我国第三代核电技术的自主化又向前迈进一大步。

        其次,中国核电在资金和成本上具有比较优势。实际上,充足的资金是中广核入局英国核电项目的一个重要保证。根据中广核的资料,我国中广核和中核集团联合开发的“华龙一号”,首台基础造价与俄、日、韩等竞争对手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由于中国目前已经拥有模块化的建设能力,在同等条件下,中国的建设周期更短,建造成本更低,这将成为中国核电“走出去”的有利条件。

        中国核电企业的另外一个优势是有着多年的安全运行经验,在核安全上有着良好的历史。中国核安全方面的法规较为健全,中国核电站在运核电机组一直保持良好安全业绩,中国运行机组各项性能指标均处于全球核电机组的较好水平。

        中国核电技术具有良好的国际市场前景,与此同时,中国核电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越来越多,市场和竞争对手给中国核电带来的压力同样巨大。“华龙一号”在国内依托项目还没有完成,中国第三代核电技术还缺少实际运行经验。而中国核电在海外扩张过程中还将遇到来自欧美和日本核电企业的激烈竞争,能否脱颖而出还需要比较综合实力,并考虑当地具体环境。

中国核电重启难在哪?
        在2012年中国就已宣布有限启动核电建设,但目前进展缓慢,中国核电重启难在哪呢?

        发展核电最大的隐忧就是它的安全性。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发生事故后,仅经济损失就超过700亿美元。而核泄漏的危害范围广,几乎是全球性的,而且危害时间长,要持续几十年甚至几百年。

        日本福岛核电事故给我国如火如荼的核电建设事业踩了个紧急大刹车。就连德国、瑞士等发达国家也被吓得要彻底关闭本国核电站。

        2012年10月,能源紧张的中国终于宣布核电项目有限重启,但仍特别强调“十二五”时期,不再上马内陆核电项目。

        与海边核电站不同,内陆建核电站要靠江河水冷却,由于气候变化,到了枯水季节核电站安全很难保证。

        去年7月,广东江门鹤山核燃料项目公示十天后宣布取消。尽管官方表示该项目的安全程度非常高,但居民仍聚集政府前坚决阻止。

        其实不止居民,部分专家官员也是忧心忡忡。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明康表示“内陆核电要慎重。”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则强调,核电站的安全,必须“绝对”确保,可不能是“相对”啊。

        但是,随着2013年雾霾治理成为焦点,重启内陆核电的呼声又呈抬头之势。

        王亦楠认为,中国在中长期顶层设计考虑“去煤化”问题上是绝不能选择核电的。他认为,中国在以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为主的可再生能源领域尚有极大潜力亟待挖掘。而在这些可再生能源“吃干榨净”之前,没有理由让核电“绑架”中国的能源安全和环境安全。

        为什么不能选择核电、核电不能往内陆发展?理由有四:

        第一,现阶段全世界的技术水平,还未能做到使核电安全可控。在核电发展问题上,国内一直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观点充斥在各种媒体上。比如“核能是可驾驭和可控制的,核事故是可分析和可认识的,核电站是可以做到安全的”、“我国15台核电机组在近20年时间里保持着良好记录证明是安全和可靠的”等。但是“可以”和“已经”有本质的区别,核能在现阶段之于人类,“可以做到安全”不等于“已经做到安全”,“可分析、可认识”不等于“已分析、已认识”,“可驾驭、可控制”更不等于“已驾驭、已控制”。

        美国、前苏联和日本的三次重大核事故警示我们:直到目前,人类的核电安全是建立在核电站本身“不出事”的基础上的。尽管技术进步使得核事故发生的概率一降再降,然而一旦天灾人祸导致核电站出了“万一”,最先进的核国家也没什么好办法。与美日俄相比,我国现有核电机组的全部运行记录还不足100堆年(不到全世界的1%),如果就此断言“我国核电是安全、可靠的”,还为时过早。前有苏联切尔诺贝利之鉴,近有日本福岛之鉴,无情的现实告诉我们小概率事件发生后的极其严重后果。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已经过去3年,核污染的范围和程度却在不断超出人们的预料,依然无法彻底控制。因此,对于核能这种足以毁灭人类的特殊资源来说,评估核电工程的风险,不仅要看事故发生的概率,更要看事故发生后的后果。

        第二,核燃料铀资源短缺和核废料处理是制约我国核电发展的两大瓶颈。中国当前已建和在建总共43台核电机组,已经使我国核燃料天然铀的对外需求度高达85%,远远超过50%这一国际警戒线。

        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现在高达56%,认为这么高的依存度已经成了危及国家能源安全的心腹之患,殊不知当前我国铀资源短缺比石油资源短缺还要严重得多、危险得多,而且进口铀资源比进口石油的难度还要大。

        此外,即使核电站不出任何事故,核废料处理目前仍然是困扰世界各国的难题。一旦发生战争,即使停止发电,核电站所积累的大量核废料,仍然是恐怖分子极好的攻击目标。目前全世界443座核电站已经积累了几十万吨高放射性核废料,其致命的放射性污染可持续达10万甚至百万年以上,科学界至今未能找到处理这一污染源的有效方法。发达国家曾试图将核废料储存移到我国和蒙古的沙漠地区,均遭到拒绝。现阶段的核电不仅不是清洁能源,反而是最难对付的污染源——核能破坏人类生存的“持久性杀伤力”是任何化石能源所无法企及的。

        第三,核电站退役周期漫长且退役成本高昂。核燃料的特殊性,使其与常规电站不同,废弃的核电站如果不进行“退役”处理,遇到海啸、地震等地质灾害,核威胁仍在。所以,核电厂的退役非常麻烦,核电站从停止反应堆到完成“退役”工作,时间跨度可长达10年~80年,且退役成本高昂。

        来自联合国环境计划署的年鉴显示,截至2012年1月,全球共有19个国家的138座核反应堆已被关闭,但到目前为止,只有17座核反应堆的退役工作彻底完成;而未来10年全世界还将有80个民用核反应堆面临关闭。所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说:“数目不断增长的到期核反应堆的退役问题,正成为令全世界担忧的问题”。发达国家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搞核电,所以核电退役难题已经在发达国家凸显。我国因为核电刚刚起步,这个问题还没有暴露出来,但是退役这个难题不等于就不存在。我们在进行能源结构调整的顶层设计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到每种技术选择之后的弊端和代价。考虑到退役难题,核电还具有现在所宣传的“经济性”吗?

        第四,欧美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内陆核电运行困难,没有前景。部分专家主张在我国大规模发展内陆核电的理由之一是欧美均建设了很多内陆核电站。然而却不知,欧美内陆核电站正面临着水资源困境。

        2012年6月4日,欧美科学家联合发表了最新研究报告《核电、火电面临气候变化的风险研究》,指出“在气候变暖趋势下,缺少冷却水正成为欧洲和美国在运核电站的严重约束。

        2003年~2009年的夏季,欧洲和美国的多个内陆核电厂均出现了因为缺少冷却水而被迫停运的状况”,强调“建设核电等新的热电厂时,选址放在海边是应对气候变暖有效的、重要的策略”。欧洲和美国水量充沛尚且出现如此问题,而我国则是严重缺水国家,问题只会更严重。

        我国人均淡水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近些年旱情范围和程度愈发加大。在内陆建设核电站,必须“万无一失”、“绝对可靠”地保证源源不断的冷却水供应(为火力发电站的数倍)。一旦断水,就可能发生福岛那样的重大核事故,且放射性污染物只能排向附近的江河湖泊,污染关系着几亿人生命安全的水源。在缺水地区,第三代核技术并不比当前依靠电源驱动的第二代核技术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