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碳形象和碳责任”

 中国特色的低碳发展道路应该是立足于基本国情并且符合世界发展趋势的渐进式路径。中国在“十一五”期间提出的节能减排目标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并为减缓气候变化作出了实质性贡献，我们需要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探索下去，并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采取更加稳健的策略。

　　一、主要发达国家的低碳发展思路

　　英国作为最早提出“低碳经济”的国家，希望采取低碳模式来解决气候变暖问题，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其主要目的在于保障能源安全，减轻气候变化影响，利用其自身能源基础设施更新的机遇和低碳技术领域的优势，提高经济效益和活力，占领未来的低碳技术和产品市场，赢得国际政治主动权并增强其国际影响力。尽管减少碳排放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基本目标，但毫无疑问，提高经济竞争力和获取政治优势是其主要驱动因素。欧盟其他国家以及日本等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也基于各自在能源、环境、产业、政治等方面的优势及其全球战略，不断在“低碳经济”的各个领域取得进展，通过多种模式引领全球低碳发展的潮流。

　　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是转变能源战略和能源利用方式。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宣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能源相关产业占据核心地位，同时在他公布的能源政策中，提出了节能和提高能效、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洁替代能源、投资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技术研发、改变过度依赖石油进口状况、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一揽子综合能源改革和转型措施，这不仅沿袭了美国过去关注清洁能源技术的一贯做法，更重要的是把能源发展、应对气候变化与经济振兴结合起来，这可能意味着美国应对气候变化新机制的产生。

　　二、中国的“碳形象”和“碳责任”

　　必须指出的是，西方提出的“低碳”概念，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十分完善的体系，更未完全形成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框架。但无论是从2003年英国政府首次提出“低碳经济”假说起步，还是2007年日本政府正式提出“低碳社会”构想开始，西方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的“碳排放”，以及相关产业政策和思想轨迹的议论，就从来没有低调过。其中，最猛烈的攻击就是声称中国的碳排放已居世界第一，而中国的高耗能产业还在高速增长。当然，还有比较温和的期待论，如英国的《经济学家》指出：中国还需要在生态环境方面创造环保奇迹，才能成为真正的中国发展奇迹。

　　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间，除了上世纪50年代末以“大炼钢铁”为标志的非理性经济决策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产生了政策性冲击以外，在多数时间段里生产力和生态保护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成就举世闻名的同时，也在相关发展理念上始终站在世界前沿位置。

　　根据现有档案的披露，新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期就已经起步了，并参加了和西方国家的直接对话。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中国派出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规模最大的代表团，参加1972年6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人类环境会议。这是人类第一次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会议，中国代表团通过交流开阔了视野，在回国后的总结汇报中提出了我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周恩来总理明确表示：对环境问题再也不能放任不管了，应当把它提到国家议事日程上来。接着，1973年8月，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环境保护的法规性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之后，“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食品卫生标准”等相继出台，一批批国外先进的环境监测仪器设备也陆续引进国门。

　　由此，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说，新中国早就有了自己的“碳责任”记录。而近年，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普及，中国也在积极履行对国际社会的“碳责任”。如：“十一五”期间制定和正在实施过程中的国家节能减排目标就是一个非常有效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大举措。如果GDP年均发展速度按照9.5%计算，实现20%节能目标，中国可能在此期间减少16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有统计显示，这是目前国际上所有减排计划中贡献最大的一个国家目标。值得指出的是：就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直接冲击宏观经济的非常时期，中国也没有因暂时的局部经济低迷而放弃减排和转型的中长期目标。不仅中央投资计划，直接安排了大量的节能改造项目，而且地方政府也在不断提高本土经济的碳生产率。如资源大省山西，2008年中国奥运之年，山西走上了从“挖煤到挖文化”的绿色转型之路。无独有偶，发展理念谋求领先的长三角区域也在“危”中寻“机”，不仅把低碳经济作为一种“蓝海战略”的升级选择，而且力图从其产业链的延伸中发现市场的新增长空间。

　　与此同时，基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国际社会也开始传播中国的“碳主张”。尤其是在气候问题和碳排放事务的交涉领域，中国的立场还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如2009年9月初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就代表中国政府进一步承诺：中国将继续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基本框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同时，中国政府将同国际社会密切合作，推动多方面的气候服务，使其更好地造福全人类，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作出新贡献。今后，类似的国际交涉场合还会越来越频繁，因此，中国还需要有相对完善的“低碳”政策设计。

　　三、中国特色低碳道路的发展取向

　　中国特色低碳道路的战略取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把低碳发展作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创新型国家的重点内容，并将发展低碳经济作为走低碳之路的重要载体，纳入可持续工业化和可持续城镇化的具体实践中。

　　第二，把“低碳化”作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并把相关目标整合到各项规划和政策中去。近中期应该把提高能效和碳生产率作为核心，不断降低能源消费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努力减少CO2排放的增长率，实现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逐步脱钩，通过综合措施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增加自然生态系统碳汇，降低面临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风险和损失。

　　第三，权衡经济发展与气候保护、近期和远期目标，处理好利用战略机遇期实现重化工业阶段的跨越与低碳转型的关系，同时充分考虑碳减排、能源安全、环境保护的协同效应，有效降低减排成本。

　　一方面，充分利用目前国内外相对较好的资源能源条件加速完成重化工业化的主要任务；另一方面，利用低碳商机，提高我国重点行业节能减排和低碳技术与产品的竞争力，最大限度地以低成本的清洁增长方式和现实的低碳技术实现阶段跨越，减少潜在的碳排放锁定效应的影响。

　　第四，加强部门、地区间的合作，吸引各利益相关方的广泛参与，发挥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特别是通过新的国际合作模式和体制创新，共同促进生产模式、消费模式和全球资产配置方式的转变。

　　第五，积极参与国际气候体制谈判和低碳规则制定，为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在近中期，通过选取合适的指标（如能源消耗强度或碳排放强度），承诺符合国情和实际能力的适当的自愿减缓行动，为防止气候变暖作出新的贡献，提升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同时，要求发达国家继续率先大幅度减排温室气体，并建立“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技术转让与资金支持新机制。

　　当前，要摆脱金融危机影响，实现经济全面复苏与低碳转型的双重目标，CDM（清洁发展机制）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