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交易面临“三重门”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经济存在结构性“顽疾”，包括“重制造业，轻服务业”的供给结构失衡；“重投资、出口，轻消费”的需求结构失衡；“重资源、轻技术”的生产要素结构失衡，使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 

　　“十一五”期间，中国的减排主要通过政策、法律手段来执行，虽然执行力度很强，但综合成本较高，不少地区甚至通过“拉闸限电”等行政强制手段来完成节能减排任务。 

　　另一方面，作为全球第一排放大国，我国的碳排放问题还面临着很大的国际压力。欧盟宣布自2012年1月1日起，所有在欧盟境内机场起飞或降落的航班，其排放的二氧化碳都将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EUETS)。如果航空业碳关税获得成功，欧盟或许将在外贸领域也逐步开始实行，这将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利润造成严重影响，竞争力将不可避免地下降。　

　　一直未做出减排承诺的美国也在碳关税上兴趣倍增。2009年，美国通过了征收进口产品的“边界调节税”法案，从2020年起开始实施“碳关税”，对进口的排放密集型产品征收二氧化碳排放税。 

　　因此，强制性碳减排交易的启动，不仅是我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承担国际减排责任的需要，对于推动我国经济转型也将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目前各地在碳交易技术路径、交易模式等方面进行了一定探索。不过，在我国碳交易“热潮”背后反映出来的问题不容忽视。在业务结构上，我国90%的CDM项目只能卖给国际买家，国内业务主要集中在自愿碳减排方面，占全球碳交易市场的比例也很小。 

　　事实上，一个完整的碳市场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首先，要明确设置碳排放总量，然后对减排地区及减排行业的排放额进行合理分配，使碳排放配额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从而赋予碳资产交易的物质基础。 

　　目前，国内还没有明确的减排配额体系，即使确定排放总量，技术手段也难以确保碳排放额的公平分配，在诸如碳交易标的物的确定、排放源的监测核查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其次，只有建立一个完整的市场，才能给碳交易带来较好的稳定性和流动性，进而才能实现碳交易发现价格、降低交易成本和规避风险的市场功能。 

　　自2008年北京、上海和天津成立了三大环境交易所之后，杭州、武汉、大连、广州等城市纷纷跟进。据悉，全国还有多家碳交易所在建或列入当地政府规划，遍及全国各区域、各省市，甚至到区县。从实际效果来看，碳排放交易所大多并无实质性业务，只有一些零星的交易，没有形成规模。当地政府考虑更多的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致使碳交易市场制度缺失、市场失序、产品混乱，当前碳交易机构亟待规范。据报道，号称中国第一家主营二氧化碳交易的碳交所——山东省菏泽市单县碳交易所现已关门。 

　　同时，市场交易主体严重缺失。目前众多企业对碳交易还没有形成概念，也不知道该怎么交易。尽管也有部分企业投身自愿减排行列，比如，方兴地产今年3月通过北京环境交易所购买自愿碳减排量，这也是中国第一笔基于“熊猫标准”的碳排放交易。不过，自愿减排的企业并非主流。在碳排放难题集中的钢铁、化工、冶金、建筑等领域，碳排放大户鲜有去交易所进行碳交易。 

　　第三，为确保碳交易产品减排量的真实可信，需要独立第三方的科学核证。在国内信用体系缺失的背景下，如何计算企业可出售的碳减排量，第三方市场化的鉴定机构如何形成也是个大问题。 

　　碳排放权配额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环保大旗的背后是各利益方的激烈博弈，这也意味着碳交易市场的建立与完善不会是一帆风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