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新常态：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需要深度变革与调整　

　　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中国经济经历了接近10%的高速增长阶段，未来将出现一定幅度的下滑，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 预计经济增长可能达到  7%左右。在经历了中高速增长阶段后，还会经历中低速增长阶段，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将进入新常态。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当前中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1月 10 日，在“国研智库论坛� 新年论坛2015”  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部长赵昌文表示，只有抓住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机遇，继续推动产业结构的深度变革与调整，从根本上提升制造业部门、实体经济的竞争力与效益，我国经济才能继续保持一个好的发展势头。

　　赵昌文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对中国工业在高速发展中的变化展开了分析。他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尽管存在区域之间发展水平的较大差异，但工业化在整体上也已步入中后期阶段，绝大多数发达地区已进入工业化后期，甚至北京、上海等极少数地区已开始了向后工业化社会的过渡。我国低成本的劳动力，在过去的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支撑我国工业化的生产要素条件也正在发生重要而显著的变化。如由于劳动力充分供给而导致的低成本劳动力竞争优势已经在逐步削减;在技术上，我国过去与国际技术前沿的差距很大，可以相对容易地通过技术引进或者创新解决产业发展中的技术问题，而当中国制造业发展  30年以后，工业化进入到更高水平，整体技术水平与国际技术前沿的差距越来越小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更多地通过自己的创新解决产业发展中的技术问题特别是关键技术。所以，生产要素条件的变化使得我们长期以来通过相对简单的资源整合、要素配置、规模扩张以实现发展的产业供给模式变得越来越不容易。

　　从需求侧看，当工业化进入一个更高的阶段时，很多传统产业部门特别是重化工业会出现严重的需求问题。例如，产能过剩的问题，过去虽然也出现过几轮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但从没有像这次问题如此严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影响之大、化解之难。回顾过去30多年，从短缺经济到消费品行业的大规模发展，再到  2000年以后重工业的加速发展，以至于钢铁、水泥等重化工和原材料工业部门的产能过剩问题变成当前经济发展中一个难解的问题，背后的基本逻辑就是供给结构的调整严重滞后于需求的变化。很多行业的需求峰值已经或即将到来，而由于多方面原因供给的调整并不反映市场规律。从现实影响看，因为产能过剩，这些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也会越来越下降，势必会影响“三驾马车”中的“投资”，而投资下降或者保持低速度的增长就会影响经济产出的增长。消费和出口也有一些相似或不同的原因。所以，产业结构的深度变革和调整，既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原因，也是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主要表现。

　　现在，中国的制造业产业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与国际前沿技术的差距越来越小，甚至开始顶上“天花板”;低成本劳动力竞争优势在逐步削减，过去的低成本要素越来越高，“地板”越来越高。与此同时，还面临其他发展中国家快速工业化追赶带来的压力。赵昌文说，中国的制造业就是在这样一个“夹心”里寻求出路，一旦以印度为代表的少数发展中大国开始大规模的、快速工业化进程，它的人口红利与中国过去30多年是一样的，未来将对中国的传统产业带来巨大的压力。

　　当前，全世界的制造业产业都将经历一个更加深刻的变革，其核心是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这一变革是以数字制造、互联网与新材料技术等领域的重大创新与深度应用为代表，将推动一批新兴产业的发展，并将带动整个产业形态、制造模式、组织方式等的深刻变革。而在这场深刻变革中，搞清中国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在哪尤为重要。赵昌文指出，在金融危机期间，德国因为其制造业发达，经济受到的冲击较小，经济复苏相对较快;而美国的服务业占比在80%以上，金融危机后开始反思，奥巴马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后又迅速提出“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其核心目的就是要重塑和保持美国在先进制造业领域的优势地位。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虽然我们要努力提高服务业的比重，但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制造业仍必须保持较高的比重，必须把包括传统制造业在内的制造业部门作为国家产业发展的长期战略和使命。但在制造业成本上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情况下，一定要坚持以增强制造业的竞争力为目标，通过创新突破“天花板”。

　　赵昌文还指出，创新是中国传统制造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但是重大技术、共性技术以及关键技术上的突破，很难靠单一企业解决，需要依靠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去引导和支持企业之间合作、企业与研究机构的合作，并牢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未来，中国的制造业企业需要站在一个行业发展的平台上，去分享技术标准、行业规范、组织文化，甚至基础设施等等。这些方面可能是决定制造业未来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也是政府应该更多发挥作用的地方。要在传统部门与新兴部门、制造业与服务业中间架起一条完整的供应链与产业链。当一个部门、一个环节或者一个链条的竞争力衰落的同时，另外一个部门的竞争力则是不断增强的。

　　这些年，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如此艰难，究其原因有很多，例如产能过剩导致行业平均利润率下降，企业负债率上升。除此以外，赵昌文说，政府部门必须处理好实体经济与金融的关系。过去几年，我国金融行业净资产收益率在20%以上，制造业部门收益率在10%以下甚至不少行业全行业微利或亏损;深圳、上海16家上市银行的利润高于2000多家非金融上市公司的利润总额是完全不合理的。他认为，作为宏观政策的制定者，政府一定要考虑到让实体经济、实体经济部门有更好的发展环境。这就需要进一步推动金融领域的改革，切实改善实体经济的融资环境，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要营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创新环境，包括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强化市场监管，保护知识产权让企业有动力去创新，创造正向激励的机制让企业有愿望去创新;通过适当的财税、金融政策激励让企业有能力去创新。（制造经理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