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的西进之路

　　关于东部沿海地区制造类企业加速撤离的讨论再一次兴起，人们相信，这次撤离将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在中国工业化和商业精神最早萌发的地区，传统的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发展空间极大受限。

　　这种转移和讨论并非始于今天，在新世纪[6.44% 资金  研报]15年以来，以西部大开发为背景，这种企业的跨区流动从未停止，包括台湾纬创、仁宝集团、富士康、吉利等都在西部拥有厂房，生产线的内迁为大多数制造类的企业赢得了新的生长空间。

　　但最关键的是，制造业的西进之路越来越艰难，对东部企业的吸引力也逐渐降低。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内迁的成本极其高昂，远非一般企业能够承受，过去的经验已经证明，大企业唱独角戏的现象较为普遍，东南沿海的中小企业没有办法通过内迁这条途径打开新的发展空间;二是西部省份在经过了早期发展阶段后，对高端产业的需求与日俱增，对产业升级提出了更为雄心勃勃的目标，逃离北上广深的制造业显然难以满足这样的要求;三是西部本地工业、企业在不断壮大，挤压了原本稀缺的资源;四是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基础仍然薄弱，仍不具备支撑高端产业发展的基础。

　　如果单单从劳动力、原材料、市场等基础因素观察的话，离开东部，到西部去看上去是一条合理的产业转移的途径;但如果面临着行业整体转型甚至淘汰出局的危险，那么到西部去，帮不了他们。

　　这意味着，新常态下，寻找内迁企业的生存新法则成为西进路上更需要探讨的话题：

　　一是，内迁企业要保障自身资金链的绝对安全。以往，内迁企业都会获得地方政府组织的系列扶持政策，包括本地的金融机构亦会予以支持，而如今，西部地区实体企业步履艰难，银行与实体业的资金博弈已经引发了当地政府的担忧，这种情景下，金融支持很可能难以再现当年的盛况。

　　二是，变整体搬迁为产业投资。实际上，对于一些低端的制造业而言，西部地区并不情愿引进，而东部企业整体搬迁的成本又太高，两者相权衡，东部企业组团组建产业基金，在当地进行产业投资，就地重新建厂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毕竟，在西部，在大量的二三线城市，传统的制造业仍然有存活的空间。

　　三是，内迁要与企业自身的升级相并行。此前，东部企业内迁主要是生产线的内迁，为地方提供的是消化劳动力与提供税收。而如今，西部省份对产业升级的要求越来越大，企业在内迁中，要注意自身的升级，哪怕是生产线的技术化改造都可能会带动新的产业投资和集聚，这种产业升级式的迁移，既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亦切合中国制造业整体升级的要求。

　　四是，要更加学会用市场化的方式与地方政府和当地商圈打交道，尽力避免过于依靠地方政府扶持的传统发展模式和思路，在政商关系的良性互动轨道中展开经营行为。

　　五是，要合理利用商业组织应对外部博弈。加强商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是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要求之一，尽管地方商会治理仍有漫长的道路要走，但在建设法制化的市场轨道中，商会等社会、中介组织，依然是一个可以期待的法制推动主体，这亦是建设市场经济在社会组织方面的重要环节。

　　作为中国的经济“后院”，西部仍然是一片广阔的土地，对于亟需获得升级空间和发展空间的制造业来说，依然是一个理想的去处，毕竟，产业升级和企业转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需要创新，需要新一轮创业，也需要漫长的过程。但我们需要明确的是，不附加升级元素的原始工厂搬迁模式已经不再受到欢迎了，这是西部的经济诉求，亦是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制造业的西进之路，亦应该是中国经济的升级路径，这个过程虽然缓慢、琐碎，但鉴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区域的转移仍然是一个最现实且可以操作的技术手段。（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