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工业革命”与“制造业服务化”背景下的中国工业化进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一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业化道路时期，该阶段奠定了中国的工业基础，形成了比较全面的工业体系；二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时期，该阶段实现了中国基本经济国情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转变，中国的经济总量跃为世界第二（陈佳贵、黄群慧，2012）。未来,由于内部要素条件、外部国际竞争环境和外生的技术因素的变化，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正面临来自多方面的新的挑战和制约。充分把握“第三次工业革命”、“制造业服务化”等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趋势创造的机遇，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继续推进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及未来影响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工业化进程，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是一个具有十几亿人口大国的工业化，中国的人口超过了所有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人口的总和，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基本都走过了上百年的历史；这是一个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中国经济连续30多年保持高速增长，1978—201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高达9.89%，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长期保持如此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即使美国、日本、韩国等在工业化快速增长时期也没有如此高的发展速度；这是一个低成本的出口导向的工业化进程，几乎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能够找到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产品；这是一个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各地区工业化进程差异巨大，在一个时点上，会有分别处于工业化前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的不同地区存在于一个国家内，这在工业化史上实属罕见。

经历辉煌历程的中国工业化是否一定有光明的前景呢？工业化史表明，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虽然按照“收敛假说”，可以通过学习模仿先进国家的制度、技术和生产方式，取得经济高速发展，从而实现“赶超”，但现实中一个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往往是曲折的，真正成功“赶超”而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屈指可数。在当今高度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会出现曲折吗？在未来的10—20年，我们能够一帆风顺地走过工业化后期阶段、步入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吗？

上述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相互关联的两大方面“变量”：一是在发展环境方面，是否会出现足以改变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特别重大的环境变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是“外生变量”，包括世界性的战争，大规模军事对抗、政治动荡和社会动乱，特别重大的自然灾害，短期内难以应对的重大经济危机,重大的技术和产业变革等等。虽然曾经有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发生在2008年今天仍在继续发酵的国际金融危机，也有2008年汶川大地震这样的重大自然灾难，但这些事件并未构成对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实质性重大影响，从而改变中国工业化进程。二是在经济发展本身方面，是否会由于工业化战略选择失误而出现无法解决的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内生变量”。当今，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包括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问题、“中等收入陷阱”、老龄化社会或者“未富先老”问题、资源环境约束问题、区域差距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等等。能否解决这些问题，化解工业化进程中的重大矛盾，直接决定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否会出现曲折，决定中国能否在未来10—20年顺利实现工业化。考虑到这些问题的重大性和艰巨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虽然中国工业化成就已经十分巨大，已经创造了“中国奇迹”，但我们还在“过大关”，如果此关不过，中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徘徊不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排除出现重大政治、社会事件等“外生变量”的可能，在“内外夹击”下有可能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停滞甚至倒退。

基于上述认识，对于未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而言，一是有近些年出现的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及制造业服务化趋势，这两个“外生变量”值得关注；二是中国推行的新型工业化战略这个“内生变量”对中国未来工业化进程的前景需要分析。

二、“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影响

以人工智能、数字制造、工业机器人等基础制造技术和可重构制造、3D打印等新兴生产系统的技术突破和广泛应用为主要内容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很可能是未来影响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全球产业竞争力的最重要的技术性因素。

“第三次工业革命”不能理解为由3D打印、计算机模拟等个别新的制造技术和设备的出现和应用引起的整个工业系统的突变，实质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多层次的、已经发生突破但仍处于演进中的工业系统变革。一方面，“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突破性表现在已形成了一个“多维、立体”的新生产制造技术体系及技术经济范式。这个体系的底层是高效能运算、超级宽带、激光粘结、新材料等“通用技术”，中层是以人工智能、数字制造、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制造技术和工具，高层是应用了前述新的通用技术和制造技术的大规模生产系统、柔性制造系统和可重构生产系统。这个体系的有效运行形成了全球化生产、个性化制造、社会化制造等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另一方面，“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演进性表现在这场变革还处于“梯度、渐次”推进过程中。例如，高效能运算、虚拟设计与制造是近期跨国公司加速推进、应用的先进制造技术，3D打印技术的发展处于由传统日用消费品、医疗器械向汽车、航空等新领域快速渗透的阶段，而可重构生产系统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先进工业国家为迎接全球制造和个性制造、为解决大规模定制系统无法很好解决的产品成本和产品多样性、产品性能之间冲突所做的战略性技术准备，目前仍然处于科学研究和概念设计的阶段。

“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经济发展可能形成冲击和挑战。（1）进一步弱化中国的要素成本优势。“第三次工业革命”加速推进了先进制造技术应用，必然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劳动在工业总投入中的比重，中国的比较成本优势则可能会加速弱化（Wadhwa，2012）。根据美国研究机构的计算，根据劳动生产率调整后的综合劳动成本，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是美国南部州的35%左右，到2015年前后，将达到60%左右。未来5-10年中美劳动力成本之间的差距将快速缩小。再加上美国在能源方面形成了价格洼地，美国的物流成本只占到GDP的9%，而中国占到18%。美国发展制造业的比较成本劣势会逐渐减弱。（2）可能对中国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形成抑制。现代制造技术的应用提升了制造环节的价值创造能力，使得制造环节在产业价值链上的战略地位将变得与研发和营销同等重要，过去描述价值链各环节价值创造能力差异的“微笑曲线”有可能变成“沉默曲线”、甚至“悲伤曲线”。发达工业国家不仅可以通过发展工业机器人、高端数控机床、柔性制造系统等现代装备制造业控制新的产业制高点，而且可以通过运用现代制造技术和制造系统装备传统产业来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从而，“第三次工业革命”为发达工业国家重塑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优势提供了机遇（美国竞争力委员会，2011），曾经为寻找更低成本要素而从发达国家转出的生产活动有可能向发达国家回溯，导致制造业重心再次向发达国家偏移，传统“雁阵理论”所预言的后发国家产业赶超路径可能被封堵。（3）可能进一步恶化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劳动报酬的机制，虽然一般可以通过税收等制度设计提高劳动在初次和二次分配中的比重，但更根本、更有效、对要素市场扭曲最小的方式是为劳动者创造更多高劳动生产率的工作岗位。但是在一般劳动者素质不能够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推进会造成职工的失业或者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的简单劳动环节中，劳动者收入改善的相对速度有可能进一步放缓。

虽然“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存在上述挑战和冲击，但中国还有相应的“机会窗口”和“时间窗口”。从机会看，一方面，“第三次工业革命”会催生新的制造系统和生产设备产业的发展，而这些产业的发展又会带动信息产业、新材料产业等新的产业门类的出现和增长，从而为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创造很好的机会；另一方面，先进制造技术终归是在工厂和制造环节的应用，中国庞大的制造基础为先进制造技术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市场和应用场所。从时间看，由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先进制造是一个复杂的技术系统，先进制造技术的广泛应用往往涉及到大量基础的技术成熟度和成本经济性的制约，同时先进制造技术转换为现实的产业竞争力，不仅取决于技术和设备因素，更涉及到企业管理系统、甚至整个社会制度的配套完善，中国还有时间通过战略调整和持续的现场学习，来实现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应对。

总之，“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因此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既要有紧迫感，也要有信心。这种紧迫感并不是类似于2007年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需要的那种“应激反应”的紧迫感,而是长期发展战略应对的紧迫感;而信心则来自于在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科学认识基础上的及时正确的战略调整。因此，只要有危机意识和战略认识，充分利用中国的制造优势，调动企业技术突破和应用的积极性，促进现场的持续改善，中国完全有可能将“第三次工业革命”转化为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新动力。

三、制造业服务化对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影响

“制造业服务化”有两种不同维度的界定：一是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将其分为“作为制造业投入的服务化”和“作为制造业产出的服务化”，前者即产品制造过程中所需的工业设计、信息存储和处理、人力资源管理、会计、法律、金融等服务性要素在制造和价值创造中的投入增加，成为企业竞争力的关键来源；后者是指在实物产品的基础上衍生出越来越多的围绕实物产品的附加服务，而且服务的内容和质量成为满足消费者需求、从而决定消费者购买决策的主要因素。定义制造业服务化的另一个维度是制造业服务化的“场所”或交易关系，从这种视角出发可以将其划分为“企业内部的制造业服务化”和“企业外部的制造业服务化”，前者表现为企业内部服务职能的强化，后者主要表现为独立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制造业服务化已经成为全球产业发展的一种趋势，技术融合和商业模式创新正不断推进制造企业的服务化和新型生产性服务业的涌现。制造业服务化完全体现了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提出的“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等内涵要求。大力促进制造业服务化，应当成为未来中国工业化战略的重要内容。总体上看，制造业服务化趋势将对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产生如下影响：

1.开辟产业结构升级的新路径。过去有关中国产业结构问题的学术争论和政策辩论常常围绕“工业比重是否太高、服务业比重是否太低”展开。制造业服务化的产业发展趋势从某种程度上指出了这种制造业和服务业非此即彼式问题的狭隘性。生产性服务是以“企业内部的服务职能”还是“以独立的服务市场”存在，主要取决于制造业自身的服务水平以及对专业性服务需求的市场容量的大小。例如，在德国的斯图加特和慕尼黑南部的汽车产业集群中存在大量的独立的汽车设计企业，这些企业共同构成了专业的工业设计产业；而中国大量的以生产制造为主的产业集群中，这种独立的以产业形态存在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却非常滞后。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中国制造业集群的发展层次低，对专业服务的需求量小；同时由于发展水平低，从制造中分立出来的专业服务公司的数量就少，很难发展成为足够规模的服务“产业”。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制造业服务化必然遵循一条从“内部服务化”向“外部服务化”转型的过程，而不能单纯从统计意义上的产业比重的角度来判断产业结构的合理性。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工业化后期“服务业比重持续提高，同时由于制造外包导致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的情形不同，中国未来的工业化将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相互增强发展的局面。

2.促发了新的产业组织形态。制造业服务化将促进产业组织范式由企业间竞争和供应链间竞争向生态系统间的竞争转变。新兴的商业模式和制造技术将提高小型化、分散化经营的经济性。例如，以3D打印机为代表的个性化制造和开放软件社区的发展将大大促进以个人和家庭为单位的“微制造”和“个人创业”等极端分散组织方式的发展。又如，云计算使得企业可以将信息处理功能更多地外包给提供信息服务的第三方企业，加之数据挖掘技术的快速进步和服务模式创新，即便是地理上远离提供信息服务企业的小微企业也能够以足够低的成本获得更强的数据存储和计算能力（黄群慧、贺俊，2013）。产业组织结构多元化的背后，是产业组织形式的生态化。制造业的“软化”和服务化，制造技术的融合，将使得企业之间的“需求——供应”关系变得越来越开放，企业的同一个产品或服务可能供应完全不同的行业、而不仅是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不同产业链相互交织，形成开放的、多维的、复杂的网络结构。虽然通常情况下平台企业掌握产业竞争的关键资源，但平台自身的竞争力常常是脆弱的，而且往往是多个企业共同支撑一个平台，或者同一个产品涉及到多个平台（例如数字制造同时涉及到超级运算和超级宽带等平台），因此很难识别决定产业长期竞争力的核心资源的“位置”在哪里。制造业服务化使得一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系统的适应性和动态能力以及本国企业在全球创新生态中的“位置”成为获得产业长期竞争力的关键。

3.对支撑中国工业化的产业政策环境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服务形式的要素投入和服务型产品多是以“无形资产”的形式存在，相比于过去的实物产品，工业设计、系统软件等技术和服务产品更容易被剽窃、复制和模仿，因此，为了鼓励服务型产品的创新，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就变得更加重要，过去中国主要服从于有利于国内企业技术引进和学习的知识产权保护框架和机制就必须适时进行调整。二是与前述产业组织形态的变化相适应，产业组织政策的目标必须由过去“培育大企业、提高市场集中度”向“促进中小型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和创业型企业发展”转变，因为服务型的技术和产品创新能力常常体现为高度多元化的、具有更强创新活力的小企业和创业企业身上。三是由于制造业服务化多是伴随着商务模式创新的技术创新，而与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相比，商务模式创新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过去以“扶持”为主的产业政策思路就要逐渐向“以改善企业经营环境”为主的政策思路转变，因为“扶持”性产业政策更适用于已经明确了技术路线和商业模式条件下对企业投资的促进和激励，而以加强对企业的服务能力为主要内容的经营环境完善则更有利于产业生态的多样化的探索，有利于企业自身创新能力的形成。

四、新型工业化战略下的中国工业化进程

新型工业化道路是针对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的总体战略部署，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其基本内容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与中国传统的工业化道路相比，上述内涵的新型工业化战略的推进，必须支付更多的包括技术、环境、劳动力甚至资本在内的成本，低成本工业化时代将不复存在，工业化的整体成本必将逐步提高，同时，经济增长速度也会放缓，那么，新型工业化战略下中国工业化进程会出现什么变化呢？

根据我们构造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我们计算了1995到2010年全国以及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四大板块，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大西北、大西南、中部六省、东北地区七大区域和31个省级区域的工业化水平，动态地分析了“九五”至“十一五”这十五年间中国工业化进程。分析结果表明，由于新型工业化战略能够使得中国区域工业化进程更加协调，驱动工业化进程的因素更加均衡，总体上工业化速度不有大幅度下降，同时工业化质量会不断提高，中国工业化进程会稳步推进，未来10到20年将基本实现工业化（陈佳贵、黄群慧等，2012）。

1.在新型工业化战略下，原来落后的中部和西部地区逐渐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通道，总体上中国工业化进程形成了东中西各个区域梯度推进，在东部发展速度趋缓的情况下，支撑了总体发展速度，呈现出区域发展日趋协调。1995-2005年间，中国工业化速度最快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而工业化速度最慢的省份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2006年以后，随着新型工业化战略推进，中国的区域工业化水平呈现逐步收敛、协调推进的态势。“十一五”期间，四大经济板块中工业化速度从高到低依次是：中部、东北、西部、东部，与“十五”相比，西部、中部、东北地区的工业化速度加快，而东部地区的工业化速度明显放慢。在七大经济区域中，“十一五”工业化速度从高到低依次是：中部六省、大西南、东三省、大西北、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与“十五”及以前相比，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步伐明显加快。

2.在新型工业化战略下，驱动工业化的因素更加均衡。根据我们的研究，1995-2000年，对全国工业化水平指数贡献最大的指标因素是产业产值比，其次为城市化率和工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而人均GDP指标的贡献率为零，说明直到200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按人均GDP衡量，全国仍处于工业化前期，同时农业比重的下降速度很快，从而产业结构变化成为这一阶段工业化的主要动力；2000-2005年，工业结构高级化程度成为对工业化水平指数提升贡献最大的指标因素，人均GDP指标的贡献率上升很快，产业产值比的重要性下降到第三位，反映了这一时期经济增长速度和制造业的结构变化加快。新型工业化战略实施以来，人均GDP成为对工业化水平指数提升贡献最大的指标因素，这意味着劳动生产率提升较快，效率性指标和结构性指标相对于规模性指标对提升工业化水平的贡献提高，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更为均衡，表明中国工业化的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3.从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计算结果看，新型工业化战略下中国工业化进程稳步推进，未来10到20年可以实现工业化。我们计算结果表明，1995年中国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前半阶段，经过“九五”时期，到2000年中国进入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十五”时期，中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继续提高，到2005年，中国工业化进入到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2006年实施的新型工业化战略，保证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前期快速发展的基础上继续保持了较高的发展水平。经过“十一五”时期，到2010年，中国工业化处于但即将走完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的水平。这意味着进入“十二五”，中国工业化进程将步入工业化后期，这对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将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按照“十一五”时期的中国工业化发展速度推算，如果能够保持“十一五”的工业化速度，经过“十二五”、“十三五”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在2020年前后中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有望达到100，即基本实现工业化，与“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目标相吻合。即使未来中国工业化速度比“十一五”时期下降一半，也将在2030年前后基本实现工业化。这表明在新型工业化战略下，中国工业化进程将继续稳步推进，未来10到20年中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