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崛起离不开政策扶持 中国怎样打造2025中国制造？

子前不久，市场派经济学家代表人物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在多个论坛上发表演讲，炮轰产业政策，并以光伏等行业为例称，“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并且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产业、任何企业吃偏饭”。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则提出产业政策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上个月，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在“2016世界浙商上海论坛暨上海市浙江商会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指出，“未来三十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那么，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用产业政策或计划经济，以及其他方式促进产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让我们从历史中去寻求答案。

英国崛起得益于国家政策

人类工业革命最先爆发于英国，但最早爆发工业革命并不意味着英国是在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状态下完成工业革命和技术进步。其实，英国工业的崛起也离不开政府的政策保护。以在当时属于高科技的纺织业来说，当年英国的纺织业工厂的竞争对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地处欧洲的荷兰、法国；另一类竞争对手是中国、伊朗和印度。更关键的是，在美观、手感、质量和价格上，英国的本土纺织品和国外进口产品都有差距。

在此情形下，英国并没有放弃发展纺织业，反而以政策和国家力量扶持本国纺织业的发展——先是在光荣革命后完全停止进口法国和荷兰的毛纺织品，并在1699年通过《羊毛法案》，保护本土纺织业。在1700年，英国议会又立法禁止从印度进口棉织品，而且法令严格到即便只有一根面线由印度制造，也在禁令的范围之内。即便到18                              

美苏工业崛起国家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虽然在当今学术界不少学者将市场原教旨主义奉为圭宝，但在19世纪，美国却没有执行这一套理论，正相反，美国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国家政策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充满美国特色的专利法律和美国的高关税政策。在1793年美国专利法案经过修改后，申请人被限定仅为美国公民，也就是说，外国人根本无法在美国申请专利。

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美国实行了前所未有的高关税政策。正是在高关税的保护下，美国从一个南方农场蓄奴，种植棉花、茶叶、粮食，北方出产木材、矿产等原材料，以及生产一些纺织品的落后国家，一举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国——至一战前夕，美国的工业产量居世界首位，占全球工业总产量的32％，钢、煤、石油和粮食产量均居世界首位。

有学者就指出：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国会中那些旨在保护美国新兴产业、成长期工业以及弱小工业的政治势力常常获得胜利。因此美国经济是在30％进口关税的铜墙铁壁的保护中步入成年期的。

在20世纪20年代崛起的苏联，更是将计划经济和政府主导的优势发挥到凌厉尽致。苏联工业发展中重要特点就是计划经济，而且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工业化模式，斯大林就曾指出：“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

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苏联的工业突飞猛进，在执行第一个5年计划后，苏联工业总产值同1913年相比增加近二倍，在完成第二个5年计划后，工业总产值比1932年增加了1．2倍，比1913年几乎增加了五倍。

至1940年，苏联的生铁已达到1500万吨，钢达到1830万吨，煤达到1亿6千万吨，石油达到3100万吨，商品谷物达到3830万吨，棉花则为270万吨，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17．6％，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国。可以说，正是在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将一个扶木犁的农业国用20多年时间迅速脱变为拥有核武器的工业强国，并让西方世界在之后的半个世纪时间里为之颤栗。

打造2025中国制造离不开产业政策

中国的工业发展的前30年，在政府主导下建立起了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建立强大的国防工业，从一个满目疮痍、贫穷弱后的农业国，成为了拥有齐全工业体系和“两弹一星”、核潜艇等尖端武器装备的世界第六工业国。

在工业化的后三十年，在对西方发展模式取长补短后，中国工业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些成就并不能简单归结为为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事实上，很多在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方面推行的更彻底的国家，其经济是惨目忍睹的。

即便是被冠以自由灯塔的美国，工业持续失血导致了经济疲软和蓝领阶层大量失业，进而促发贫富矛盾、种族矛盾等，特朗普的成功当选就和当下的大背景脱不了干系。事实上，为了让工业回归美国，特朗普也是采取出台政策来实现这一目的，比如宣称要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45％的重税，以及对将工厂设于海外的美国企业征收潜在关税。

在高科技民用产业中，高铁和通信无疑是中国取得显著成绩的领域，而在这两个领域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家政策。以通信产业发展为例，在3G时代，国家决心争夺通信标准的话语权，通过从西门子手中购买技术，再与国内已有技术成果融合后，最终被国际电联接受为3G通信标准，也就是饱受争议的TD—SCDMA。

诚然，在技术上，TDS不如WCDMA和CDMA2000成熟，在产业化方面TDS也不算特别成功，在用户体验方面更是差强人意，但由于西方通信企业为了打压中国标准，想通过不参与TDS产业发展的方式，使TDS变成只存在于纸面上的技术，给国内厂商机会吃下了接近7亿人的市场。中移动以失去部分用户和移动3G用户上网体验差一些为代价，壮大了我国通信产业，为中国参与国际通信标准制定跨出了万里长征第一步。

在4G时代，通过中欧合作的方式，将高通赶下神坛，中欧通信厂商联手上位。发改委之所以“敢于”对高通提起反垄断，底牌之一也是中国通信产业已经从3G时代的参与者，成为4G时代的规则制定者，而高通在4G时代却早已不复在3G时代的辉煌——在产业实力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之时，在技术实力上此消彼长的情况下，旧时代的不平等协议理所当然地应当被抛弃，行政力量的“干预”仅仅是加速这一过程，并为通信终端厂商与高通达成更加公平合理的新协议保驾护航。

过去，计划经济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信息的不对称和国家难以准确获取基层的各种数据。然而，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时代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科学技术将弥补计划经济的不足，而市场经济的滞后性、趋利性、盲目性等问题也在各国经济发展中显露，而且从实践上，世界各国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宏观调控来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正是因此，马云指出，“未来三十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国家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控不仅是非常有必要的，也将在未来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