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气调峰不应再是“强制”义务

伴随着供暖季接近尾声，岁末年初的那场波及全国、史无前例的气荒随之划上了句号，但关于气荒成因及其解决之道的热议仍在继续。业内普遍认可的观点是，作为调节天然气供需平衡的“中枢”，当前我国天然气储运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滞后于“供需两旺”的天然气生产和消费需求增长，成为2017年天然气迎峰度冬的明显短板。而这块短板如不尽快弥补，天然气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只能是“纸上谈兵”。

纵观欧美发达国家成熟天然气市场运营经验，以必要的应急调峰能力平抑季节性消费差异，是天然气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障。当前全球天然气调峰应急储备能力平均水平超过10％（占年消费总量的比例），中国只有约3％。按国际经验，当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达到或超过30％，相应地下储气库工作气量就需超过消费量的12％。2017年我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已高达39％，且随着我国天然气消费规模持续扩大，此数字仍将快速上升。加之管网设施能力建设滞后导致LNG接收站应急调峰作用难以充分发挥，气荒的大规模发生成为必然。在此背景下，强推储气能力建设已成必须之举。

从近期官方人士在公开场合的表态，以及《加快储气能力建设责任书》征求意见稿中透露的信息看，力求明确各方责任划分，以行政手段强力干预仍是当前决策层解决储气调峰问题的主要手段。

问题在于，当致力于还原能源商品属性的市场化改革遇到以降成本、保民生为约束的行政命令，政府和市场该如何扮演好各自角色？单纯依靠行政指令型的任务分配，能否调动各方投资的积极性，进而实现既定政策目标？测算中的数千亿元投资资金又从何而来？

解决天然气季节性供需不平衡的问题离不开储气调峰能力建设，而要解决储气调峰能力大幅提升所需的海量投资，市场化的力量不可缺位。在天然气行业强调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当下，要攻克储气调峰这一影响天然气行业未来发展的大难题，首先应让市场手段和行政指令各司其职、优势互补。政府需要在“行政指令”层面尽可能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与市场条件，以提升各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到天然气大发展中来，而不仅仅是派发任务。

具体到储气调峰能力的提升，现阶段应鼓励社会资本在“三桶油”已建接收站内增建大型储罐，或介入地下储气库的投资。如此一来，既可解决储气设施的不足，又能缓解“三桶油”的资金压力。在这个过程中，破除社会资本进入季节调峰储气设施的体制和机制障碍必不可少。在加快管网建设的同时，不仅要实现天然气管网在物理上的“互联互通”，更要实现机制上的“互联互通”，从而解决社会资本运营的储气设施如何既能“进的来”，又能“出的去”的问题。此外，还应建立健全储气调峰价格疏导机制，从而保障企业投资的合理收益。最后辅之以必要的行政和法律约束手段，确保各责任主体的储气调峰责任履行到位。

政府应该为建造储气库创造条件，但不应强制企业建库。建设储气调峰设施也不应再是强压在企业身上的、“不情愿”的义务，而应是增强企业竞争力的重量级砝码。未来，天然气市场的竞争不仅仅是价格和销量的竞争，保供能力也应成为影响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基于此考虑，我国要想切实提升储气调峰能力，简单地分配任务、“大干快上”不可取，赋予责任主体履行责任的合理手段，才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否则就是“急病乱投医”，不仅会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更会错失解决问题的良机。